東西問丨林毅夫：中國式現代化為發展中國家“打了個樣”

　　中新社北京2月18日電 題：中國式現代化為發展中國家“打了個樣”

　　——專訪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

　　作者 龐無忌 尹倩蕓

　　從1979年到2023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近9%，對世界經濟增長年均貢獻率居世界首位。但在解釋中國經濟的問題上，主流西方經濟學理論一再失利。

　　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認為，中國經濟奇跡的產生恰恰是因為中國沒有照搬西方經濟學理論，走了一條適合自己國情的道路。

　　這些年來，他一直致力于研究解決經濟學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中國經濟問題，并力圖通過中國經驗為發展中國家探索一條經濟發展新路。

　　不選擇復制西方的路，中國為什么行？中國發展道路的成功對其他國家意味著什么？林毅夫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提到，中國為其他國家提供了一個新范本，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立足于自身的條件和優秀傳統文化，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現代化道路。

　　“民為同胞，物為同類。”他在采訪中數次提到宋代理學家張載“民胞物與”的思想。在他看來，中國“以人民為中心”的文化特征，有利于民族復興，亦有利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中國式道路的生命力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有學者將中國的落后歸結為儒家文化的保守和頑固，認為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必須走上西方的道路。

　　不可否認，18世紀工業革命之后，西方國家掌握了新技術和新型生產方式，由此帶來工業化現代化，世界出現大分流。

　　但林毅夫認為，中國的創新能力絲毫不遜于西方。18世紀工業革命之前，中國的科學技術就曾領先于世界，盡管此后未能趕上那輪工業革命，并逐漸落后于西方國家，但現在中國正逐漸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

　　特別是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背景下，中國不僅與發達國家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以“新三樣”為代表的多個戰略性新興產業還處于領跑狀態。

　　“中國人和西方人的創造性都是與生俱來的，我們沒有任何的劣勢。”林毅夫提到，中華文明是迄今為止世界上唯一從未間斷的文明，我們曾領先于世界，也面對過挑戰，應當對直面困難、抓住機遇的能力更有信心。

　　他在近期出版的新書《解讀中國經濟：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下的民族復興之路》中談到，以“仁”為核心的倫理價值不僅與市場經濟相容，而且會隨著時代、環境的不同而不斷調整創新，以適應經濟基礎的需要，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過去，發展中國家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普遍存在“西天取經”的心態。實際上，林毅夫說，二戰以后，許多走上西方道路的發展中國家長期陷于貧困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鮮少有國家能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

　　他認為，中國在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不斷賦予其新的生命力，從而走出一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不僅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保證，也將為世界上其他國家提供新的啟示。

　　也就是，每個國家都應該結合自身特性，充分利用本國文化所蘊含的生命力，推動屬于自己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道路。

　　中國的這條路為什么行？

　　在探索、開辟和發展中，中國所走的道路一直伴隨著質疑聲。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推行的漸進雙軌制改革，一度被西方主流經濟理論認為是糟糕的轉型方式。因為當時所奉行的主流觀點是，實現經濟轉型需要全面取消政府干預，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

　　但中國經濟維持穩定并快速發展，而真正實施“休克療法”的國家卻未有成功案例。

　　林毅夫認為，中國在改革過程中推行的是“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對于資本密集與國家安全相關的產業，給予保護補貼，維持穩定；對于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放開準入，在調動企業家積極性的同時，建立工業區、加工出口區，將其變成競爭優勢。

　　在穩定和快速發展過程中，資本快速增加，原先的產業逐漸符合比較優勢，企業從而擁有自生能力，也就無需保護補貼，中國因而完成了向完善市場制度的過渡，得以同時發揮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作用。

　　林毅夫說，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這種改革模式是中國維持經濟穩定和取得相對快速增長的重要原因，也是全球經濟處于下滑周期時，中國還能保持每年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約30%的原因。

　　既要有效市場，也要有為政府

　　地方政府作為有為政府的重要體現，是過去幾十年來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但近年來，地方面臨債務壓力增大等諸多問題。

　　他談到，實際上，與國際上絕大多數國家相比，中國總體負債水平并不高。地方投資平臺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短債長投：基礎設施建設時間長，而銀行借款主要是短期貸款，導致期限不配套。

　　針對當前的情形，中央已進行了不少改革，比如由中央政府發行專項債、中央政府代地方政府發債等。地方政府債務減輕，就能夠發揮更多作用。

　　“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作為經濟發展的基本原則是不變的。”林毅夫說，我們既需要有效市場來調動企業家積極性，也需要有為政府來幫助企業家解決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過程中出現的，來自基礎設施或制度方面的瓶頸限制，從而讓市場真正有效。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入新階段

　　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為中國提供了更多機遇。

　　林毅夫提到，汽車產業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在汽車以燃油引擎為技術核心的階段，中國在追趕過程中存在不小差距，但電動汽車、自動駕駛技術的出現，讓我們得以實現“換道超車”。

　　他認為，經濟的長期增長主要源自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中國在傳統產業上有后來者優勢，在新興產業上，則有人才多、市場大、產業配套集成優勢，因此可以保持更快的發展。

　　“到2049年，中國人均GDP應該可以達到美國的50%甚至更高。”林毅夫直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會進入到一個新階段。

　　對此，他解釋稱，如果中國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一半，我們的經濟規模將是美國的兩倍，且絕大部分高科技領域將與之并駕齊驅，美國也可以在與我們的貿易中得到更多好處。

　　“當中美兩個大國之間處理好雙方的關系，就會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提供一個穩定的錨。”林毅夫認為，世界格局變化會從不確定走向確定，進入一個更加穩定、和平和繁榮的局面。(完)

　　受訪者簡介：

　　林毅夫，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教授、院長，北京大學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2008年被任命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成為擔此要職的發展中國家第一人。2012年在世界銀行的任期屆滿，返回北大，繼續教學研究工作。現任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膺選為發展中國家科學院(原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及英國科學院外籍院士，并獲英法美加香港10所大學榮譽博士學位。主要著作：《論中國經濟》《超越發展援助》《解讀中國經濟》《新結構經濟學》等二十余冊，并在國內外學術期刊發表100多篇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