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軒:2025諾貝爾經濟學獎,告訴了中國什么?
中新經緯10月13日電 題:2025諾貝爾經濟學獎,告訴了中國什么?
作者 田軒 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副院長
北京時間10月13日傍晚,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2025年度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們“對創新驅動型經濟增長的闡釋”。
其中,一半獎金授予莫基爾,以表彰他“發現了通過技術進步實現持續增長的先決條件”,另一半獎金則共同授予阿吉翁和豪伊特,以表彰他們提出“通過創造性破壞實現持續增長的理論”。三位學者通過理論模型與歷史案例分析,揭示了技術創新如何推動長期經濟增長,并探討了創新過程中制度環境的關鍵作用,為理解現代經濟轉型提供了重要視角。
當前社會“內卷”不斷,我們難免疑惑:明明身處技術迭代的浪潮之中——工業機器人替代了重復勞動,智能算法優化了稀缺資源的配置——為何“內卷”反而成為橫跨企業、行業乃至個體的共同處境?
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揭曉,為我們遞來了撥開迷霧的理論“羅盤”。莫基爾、阿吉翁與豪伊特的研究,解答了中國經濟發展背后的現實困惑——為什么有些競爭能催生技術突破,有些卻只會陷入“量增利減”循環?創新究竟如何成為打破內卷的突破口?
創新生態是反內卷的根基
莫基爾的核心貢獻在于揭示了技術進步的先決條件——知識啟蒙與制度保障構成的創新生態系統。
反觀當前內卷的深層癥結:資源有限下的無效博弈,企業陷入技術趨同—價格競爭—研發不足的惡性循環,而這背后,正是知識積累不足與創新生態缺失的深層制約。
莫基爾在研究工業革命起源時指出,17世紀“培根計劃”的提出是知識在經濟增長中地位顯著上升的關鍵轉折點,該計劃通過擴大知識數量、增強知識可及性,為技術突破奠定了基礎,這種“有用知識的擴散”正是創新活力的源頭。
事實上,這與我國今年重要會議導向從“投資于物”到“投資于人”的轉變有著極為相似的內核。2025年全國兩會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明確提出“投資于人”,正是要通過人力資本積累筑牢創新根基。
從歷史經驗看,瓦特改良蒸汽機的成功,離不開伯明翰金屬工匠群體的精密加工技能支撐,這種高端技能人才的集聚效應正是創新突破的關鍵。當下中國的部分行業出現內卷現象,正是因為缺乏這樣的知識傳播機制與技能積累土壤,才陷入低水平重復競爭的境地。而類似北京中關村、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及杭州科創企業集群等的崛起,恰恰印證了莫基爾的論斷——當高校知識輸出、資本市場支持、政府服務保障形成合力,就能構建起讓創新生根結果的生態,自然可以跳出內卷陷阱。
制度保障在莫基爾的理論中占據了核心地位。他強調專利制度通過降低技術信息獲取成本,加速了技術擴散。這一點在我國民營經濟發展中尤為明顯:民營經濟促進法的頒布與實施和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的加大,讓企業家創新信心顯著提升,而這正是打破“創新成果易被模仿”的內卷痛點的關鍵。
適度競爭是創新的“黃金平衡點”
阿吉翁和豪伊特提出的“競爭與創新倒U形關系”理論,幾乎是為當前我國“反內卷”量身定制的分析工具。他們通過構建理論模型并結合英國企業專利數據驗證:競爭與創新并非線性關系,而是存在“黃金平衡點”——競爭不足則企業缺乏創新動力,所以增加競爭會激勵企業創新;然而,更為重要的是,過度競爭則會扼殺創新。
這一理論在新能源汽車行業體現得更為明顯。去年某車企限時促銷引發的行業震蕩仍歷歷在目:A股汽車板塊市值蒸發超千億元,整個行業陷入“增收不增利”的處境。這正是因為,我國新能源汽車企業正深陷在阿吉翁與豪伊特所說的“熊彼特效應”主導階段——當競爭超過閾值,企業利潤被無底線的價格戰吞噬,研發投入被迫壓縮,新的創新無從談起;反之,當競爭處于合理區間時,適度競爭會激發創新活力。當前17家車企承諾“60天支付賬期”的行業自律舉措,正是我國新能源汽車行業向最優競爭區間回歸的積極信號。
此外,阿吉翁等人的研究還發現,競爭對創新的影響存在“前沿差異”:前沿企業可以通過創新“逃避”競爭,而非前沿企業更易在過度競爭中喪失動力。這解釋了為何我國部分傳統行業內卷嚴重——大量非前沿企業缺乏技術儲備,只能在存量市場中拼價格,而突破之道正在于通過政策引導與資源傾斜,推動企業向技術前沿靠近。
從“存量內卷”到“增量創新”
阿吉翁和豪伊特的“創造性破壞”理論,為“反內卷”提供了終極解決方案:只有通過創新淘汰舊產能、開辟新賽道,才能徹底跳出存量博弈。
我國A股市值前十名的企業中,貴州茅臺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占據第一位,經常高踞榜單的還有工農中建(銀行)和“兩桶油”(中石油和中石化),真正的科技型創新企業很少,只有寧德時代。這樣的現象,正應了“創造性破壞”理論——當舊模式能輕松獲利,企業自然缺乏創新動力。
破解之道在于推動“增量競爭”:一方面通過科技創新創造新需求,比如智能駕駛技術打開了新能源汽車的新市場;另一方面通過模式創新開辟新空間,正如胖東來以服務創新突破傳統零售業內卷。
從政策層面看,這需要政府扮演“規則守護者”而非“參與者”的角色。地方政府應摒棄“補貼競賽”“政策洼地”等內卷式招商,轉而聚焦創新生態建設;同時要讓劣質產能有序退出,通過法治化手段打擊偷工減料、抄襲模仿等惡性競爭行為。這正是諾獎理論強調的“制度賦能”——好的制度能讓競爭導向創新,壞的制度則會讓競爭淪為內卷。
以創新開啟增長的第二曲線
獲得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三位經濟學家的研究,帶給我們的啟示清晰而深刻:反內卷不是否定競爭,而是要讓競爭回歸合理區間,從而更好地激發創新;不是放棄努力,而是要讓努力轉化為增量價值,其核心路徑可概括為三點:
第一,以制度筑生態,落實民營經濟促進法,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讓創新者敢投入、有回報,這是莫基爾理論的當代實踐;第二,以規范定邊界,通過行業自律與政府監管,將競爭控制在激發創新的最優區間,把握好阿吉翁等人揭示的“倒U形曲線”平衡點;第三,以創新破困局,鼓勵企業深耕技術研發與模式創新,從存量紅海走向增量藍海,以實踐來遵循“創造性破壞”的增長邏輯。
內卷的困境,本質是舊增長模式的終結;而創新的意義,正是新增長動能的開啟。只有讓創新成為驅動增長的核心引擎,才能帶領中國經濟進一步邁向價值高地。(中新經緯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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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袁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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