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經緯10月21日電 題：全球南方崛起新秩序下的合作機遇

　　作者 黃益平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

　　全球南方國家正面臨哪些新挑戰？

　　“全球南方國家”一般指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太平洋島嶼以及亞洲的發展中國家，覆蓋面積很廣，盡管其收入水平普遍不高，但卻是全球經濟舉足輕重的一部分。當前，許多全球南方國家正面臨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挑戰，其中不少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還有許多國家長期處于貧困狀態。自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真正實現經濟富強的國家只是少數，而全球南方國家是經濟發展的最前沿。這些挑戰長期而嚴峻。

　　除此之外，新技術，尤其是人工智能在為世界帶來新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許多新的挑戰。目前尚不能確定，新的技術革命將會擴大還是縮小全球南北國家之間的差距。以國際貿易為例，傳統上，各國在國際勞動分工中依據比較優勢總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比如，隨著勞動成本的提高，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不斷遷移，從日本轉移到亞洲四小龍，再到中國，再到東南亞和南亞一些國家，未來還可能繼續轉移到其他國家，使其獲得發展機會。這樣就形成了所謂“雁型發展模式”，即隨著先進國家成本水平的提高，產業更替與轉移，不同國家之間構成梯度發展狀態。然而，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勞動成本上升的壓力可能被技術化解，勞動成本是否還將是驅動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全球遷移的力量？這一由技術帶來的變化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意味著什么？目前尚不完全清楚。勞動密集型產業是否還能按照過去的模式繼續往下傳遞？如果不再傳遞，未來又會如何？很多學者在研究人工智能全球發展狀況的過程中發現，不平等的問題非常突出。一方面，低收入經濟體由于數字技術基礎設施條件差，人工智能創新與應用的能力比較弱，會不會在新的技術革命中進一步被發達國家拋在后面？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能否從人工智能中獲益？多久才能獲益？這也許指向發展中國家彎道超車的機會。總之，未來人工智能會使全球南方和北方國家之間的差異縮小還是放大，現在還不好下定論，這些問題都值得密切關注和深入研究。

　　另一個挑戰是所謂的“金德爾伯格陷阱”。金德爾伯格陷阱原先是指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期間，美國已經取代英國成為全球最強大的經濟體，卻沒有發揮提供全球公共品服務的作用，因此世界事務處于群龍無首的狀態。當前世界經濟再次面臨出現群龍無首狀態的風險。過去，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在相當程度上得益于對國際勞動分工的參與，在國際貿易和投資中找到了機會，而美國是全球化政策的主要倡導者和推動者，全球化令美國獲益巨大，也令許多全球南方國家獲得了發展的機會。然而，現在情況可能逆轉，因為在全球公共品提供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美國開始“退群”。如果這一趨勢持續，未來國際經濟秩序將由誰來維護？國際環境的變化對于全球南方國家的經濟發展意味著什么？這些問題同樣值得深思。

　　因此，全球南方確實面臨諸多新舊挑戰，有的是長期存在的矛盾，有的是新出現的現象。無論是哪種情況，都需要全球南方國家共同努力，目標是不僅要爭取獲得更好的發展機會，同時也要在世界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支持全球南方發展，中國可以做什么？

　　第一，中國經驗對全球南方國家具有借鑒價值。

　　如何促進經濟發展？這在經濟學理論中已經有不少成熟的理論框架、見解與主張。最著名的是過去大家經常提及的“華盛頓共識”，它是由位于華盛頓的一些國際組織(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等)所提煉出來的一整套指導、幫助發展中國家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的政策框架。華盛頓共識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主張通過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等手段推動經濟改革，促進經濟增長。據說“華盛頓共識”概念的提出者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約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的初衷是希望國際組織采取他所總結的十條舉措，但后來被普遍看作當時國際組織主張的政策框架——關于支持發展中國家減少政府干預、促進貿易和金融自由化的一套政策理念。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行也確曾將其作為對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或援助的重要條件(conditionality)。但事后看，這套政策框架的執行效果并不理想，在20世紀90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亞洲國家對這一套理念普遍表達了反感與抵觸的情緒。

　　客觀地說，這些政策理念并不算錯，但關鍵是如何落地，“華盛頓共識”更像是發達國家成功經驗的總結，但如何在發展中國家施行，缺乏適合國情的思考與設計。客觀而言，這套理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執行過程中的難度較大，因為關鍵的問題在于理想化的制度模式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在發展中國家落地。

　　例如，華盛頓共識所倡導的小政府、大市場、嚴格的市場紀律，聽起來都有道理，但如果市場機制本身還很不完善，徹底放開，后果如何是可以預料到的。

　　過去幾十年中國取得了不錯的經濟增長成果。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一些政策措施經常受到爭議，核心問題在于政府是否干預過多。北大國發院的周其仁教授在其著作《中國做對了什么》、林毅夫教授在其《中國的奇跡》，以及張維迎教授在1984年提出價格“雙軌制”改革的文章中，都對此進行了分析。這些分析角度各不相同，觀點也不盡一致，相互之間還經常出現分歧甚至爭論。如果把這些學術思想放在一個“市場與政府結合”的分析框架里，還是能夠找到一些共同的元素。

　　比如周其仁老師的分析實際上是概括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根本性方向與變化，分別從不同角度探討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之道——不管改革政策怎么設計、怎么落地，目的是要朝著明確界定產權、發揮企業家作用以及重新發現市場機制的方向走，這也是市場化改革的大方向。張維迎老師提出的“雙軌制”策略其實是回答了怎么走的問題，既可以采取“休克療法”，也可以實行“漸進改革”。“雙軌制”價格改革的核心機制是逐步開放市場定價的作用，然后不斷相應調整計劃價格，兩軌并行到一定程度，可以實現并軌，完成市場化的進程。與休克療法相比，這個策略的壞處是容易出現套利現象，甚至形成既得利益者，反對進一步的改革。好處是震蕩比較小，在推進的過程中降低大起大落的可能性。林毅夫老師主張后發優勢和比較優勢，認為應根據國家的實際情況、要素稟賦制定符合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實際上也是明確支持市場化改革的大方向。簡單地概括，就是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結合，政府有為，不只是體現在改革策略上，也應該體現在發展政策上。張維迎老師提出，放開市場價格，逐步調整計劃價格，以價格“雙軌制”改革為核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他們所提供的理論思考盡管存在差別，但有一個共通的理論內核——務實。

　　務實政策的關鍵是滿足可行性要求，同時明確地以結果為導向，“摸著石頭過河”，走得對就繼續往前，不對就撤回來繼續探索新方向。這樣做的結果是，在每一步，政策框架似乎都沒有實現理論上的最優，但管用，能見到效果。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杜潤生曾經有一句名言，“要有理想，不要理想化”，這句話可能較好地總結了中國改革政策“務實”的精髓。

　　值得注意的是，“務實”精神對于解決各國經濟問題十分重要。中國的實踐很成功，但各國的國情很不一樣，中國所采取的措施不見得適用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筆者并非否定華盛頓共識或其他經濟學理論的正確性，而是想強調，真正有效地推動經濟發展需要務實的政策理念。

　　第二，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應攜手應對國際經濟秩序的新挑戰。

　　國際經濟秩序正經歷變革，美國未來的政策走向尚不清晰。二戰后在建立國際經濟秩序的過程中，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并沒有發揮非常積極的作用，很多是跟著往前走，甚至在國際貿易與投資框架中享受了一些“特許”條款。現在國際事務面臨“金德爾伯格陷阱”的風險，擺脫這一風險的一條途徑是全球南方國家也要發揮更大的作用。全球南方國家之間如何合作，有許多值得探討的空間。

　　全球南方國家的政治、經濟條件各不相同，利益訴求也比較多樣化，即便在“金磚國家”等組織中，各國的考慮與追求也不盡相同。所以經濟合作也應該盡量尋找“公約數”，同時更多地推動全球南方國家之間的合作，比如最近許多非洲國家表達了與中國開展資源、投資和技術合作的愿望，將來全球南方國家的經濟發展也不一定要像過去一樣過度地依靠與全球北方國家的合作。

　　第三，中國支持全球南方合作與發展的新思路。

　　在與全球南方國家的合作中，中國可以做一些新思考，定位也可以做一些調整。

　　例如，中國在綠色能源領域取得了顯著成就，但同時也面臨結構性產能過剩問題，特別是在面對歐美市場的關稅和市場壁壘時，這一挑戰會變得更艱巨。與此同時，全球南方國家需要進行綠色能源轉型，但他們在資金、技術和產品方面存在短板。中國可以考慮自主或與有共同興趣且有能力的國家合作，幫助全球南方國家推進綠色能源轉型。這不僅會直接增加南方國家對中國新能源產品的需求，也可以看成是“逆周期調節”的一種手段，甚至能達成一石多鳥的效果。

　　歷史上，美國的“馬歇爾計劃”通過提供資金幫助歐洲國家復興，最終實現了共贏。參考這一思路，中國可以考慮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商業化投資、政策性融資和政府性援助，支持其綠色能源轉型，同時也為中國綠色能源產業開拓了市場空間，一舉兩得甚至多方共贏。應該說，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大國經濟”，如何與經濟伙伴共同發展是必須回答的問題，而“全球綠色發展計劃”在幫助發展中國家的同時，也有利于國內經濟的發展。

　　當然，全球南方綠色發展計劃只是一個例子，意思是除了基礎設施建設之外，我們在支持全球南方發展方面還有許多事情可做。基礎設施建設至關重要，中國有句老話“要想富，先修路”，但中國的發展實踐表明，并不是修了路的地方都能富起來。發展是一個系統工程，基礎設施建設并非唯一條件，我們還需探索其他多方面的工作。(中新經緯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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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宋亞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