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貸高頻違規 銀行業前三季被罰9.81億元

　　2025年，金融監管延續“長牙帶刺”“零容忍”態勢，對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監管力度始終“嚴”字當頭。10月9日，北京商報記者統計發現，今年前三季度，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監管局以及監管分局共對銀行業開出997張罰單，合計罰沒金額約為9.81億元。

　　在近千張罰單中，信貸業務違規仍是處罰“重災區”，貸前盡職調查不到位、貸中審查不審慎、貸后資金被挪用、違規發放流動資金貸款等問題尤為突出，還有部分罰單指向理財業務管理不規范、信用卡現金分期業務不合規、隱瞞與保險合同有關的重要情況等違法違規行為。在穿透式監管全面常態化下，銀行如何完善內控機制、強化合規、提升風控能力，成為亟待破解的命題。

　　收近千張罰單

　　在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總基調下，2025年銀行業“嚴監管”態勢持續深化。10月9日，北京商報記者根據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公布的行政處罰信息(罰單統計以公布時間為準)統計發現，今年1—9月，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及各分支機構累計向國有大行、股份制銀行、城農商行、村鎮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以及政策性銀行和外資銀行等銀行業機構開出罰單997張，合計罰沒金額達9.81億元。

　　從監管處罰力度來看，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機關雖僅開具14張罰單，但合計處罰金額達31467.47萬元，平均單張罰單逾千萬元，強監管信號不斷釋放；監管局本級共開具306張罰單，合計罰沒金額達29438.63萬元；監管分局本級開具677張罰單，合計處罰金額達37151.93萬元。

　　分季度觀察，今年一季度是年內罰單數量峰值，監管共向銀行業各類機構開出394張罰單，累計罰沒金額約為2.99億元。其中，監管局本級罰沒約1.42億元，監管分局本級罰沒約1.57億元。在強監管態勢影響下，二季度罰單數量及處罰金額較一季度相比有所下降，監管共向銀行業各類機構開出231張罰單，累計罰沒金額約為1.43億元。進入三季度，監管力度進一步加碼，7—9月銀行業共收到372張罰單，罰沒金額飆升至5.38億元，罰單數量、罰沒金額相較二季度有所上升，成為年內監管處罰“高峰季”。

　　綜合來看，今年前三季度的罰單規模較2024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據北京商報記者此前統計，2024年1—9月，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及各分支機構共向銀行業開出1533張罰單，合計罰沒金額約為11.81億元，今年同期罰單數量、罰沒金額“量額雙降”趨勢明顯。

　　對于這一變化，中國(香港)金融衍生品投資研究院院長王紅英在接受北京商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過去兩年銀行業風險集中暴露，監管部門在此背景下進一步強化監管與治理力度，并重點推進精準監管措施落地。“從今年前三季度數據來看，銀行業受罰數量與規模較去年顯著下降，這一結果直接印證了監管成效的逐步顯現�！彼�進一步表示，今年監管部門以高質量監管為導向、以精準監管為核心模式，持續提升監管質量，最終推動銀行業風險類罰單實現大幅減少。

　　信貸業務是違規“重災區”

　　信貸業務是銀行業的核心支柱業務，也是違規“重災區”，是金融監管的重點聚焦領域。據北京商報記者不完全統計，截至2025年9月末，今年前三季度銀行業涉信貸違規的罰單數量占總罰單量的比重接近六成，且違規情形呈現多樣化特征，伴隨的處罰金額普遍較高，千萬級罰單頻現。

　　例如，今年1月，浙商銀行上海分行因多項信貸相關違規領受重罰，不僅存在信貸業務不規范經營、貸款管理嚴重違反審慎經營規則、貸款需求測算不到位等基礎環節問題，還涉及跨境貸款業務違規及虛增存貸款等行為，最終被處以1680萬元罰款。

　　2月初，上海華瑞銀行因向關系人發放信用貸款、貸款五級分類不準確、貸款管理嚴重違反審慎經營規則及以貸收費等多項緣由，被監管罰款680.12萬元；招商銀行濟南分行也因同類的向關系人發放信用貸款問題，疊加并購貸款審查失職、貸款風險管控嚴重缺失，被罰291.16萬元。

　　6月，政策性銀行同樣因信貸違規被處罰，中國進出口銀行因部分種類貸款和政策性業務超授信發放、貸款需求測算不準確、貸后管理不到位等違法違規行為，被監管處以1810萬元的大額罰款。

　　而在剛剛過去的9月，信貸領域大額罰單密度進一步提升。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披露的罰單顯示，華夏銀行、浙商銀行、廣發銀行、恒豐銀行、郵政儲蓄銀行、中信百信銀行等多家機構均領到千萬級罰單，其中，貸款業務違規成為“重災區”。華夏銀行因“相關貸款、票據、同業等業務管理不審慎，監管數據報送不合規”等問題，被罰沒金額高達8725萬元；廣發銀行、恒豐銀行分別被罰6670萬元、6150萬元，處罰緣由同樣包含信貸違規問題。

　　為何信貸業務始終是合規問題的“重災區”？資深金融監管政策專家周毅欽分析稱，一是信貸作為商業銀行最核心的金融資源，直接關聯資金安全與金融秩序，但也因涉及大量資金流轉成為一些個人利益輸送的高風險領域。部分銀行領導及員工利用貸款審批、發放等權力尋租，通過違規放貸、收取回扣等方式獲取非法收益，此類行為嚴重侵蝕了銀行資產質量，因此成為金融監管部門重點盯防的“禁區”，在監管力度持續加碼下，相關罰單自然高發；二是近年來地產、城投等重點行業領域風險逐步暴露，不良貸款壓力顯著上升。此前部分銀行通過展期、重組等方式掩蓋的隱性不良，在行業下行周期中難以繼續“隱藏”，信貸資產質量問題集中顯現。金融監管部門對不良資產真實性的核查力度不斷加強，對通過違規手段掩蓋不良資產的行為處罰嚴格，進一步推高了信貸領域的罰單數量；三是信貸業務同質化加劇市場競爭，尤其在凈息差持續低位運行的背景下，部分銀行為維持利潤水平選擇“以量補價”。為搶占市場份額主動放松風險管控標準、降低客戶準入門檻，導致違規放貸、資金用途管控不嚴等問題頻發，最終在監管檢查中被依法處罰。

　　王紅英則從業務經營方面補充分析，信貸業務(尤其是對公信貸業務)是商業銀行利差收入的核心來源，存在一定風險具有客觀基礎，但風險頻發的根源在于銀行普遍存在“重業務拓展、輕風控合規”的傾向。具體來看，業務指標與考核在銀行經營決策中占據主導地位，使得部分機構在推進業務時，既未有效落實內部風控合規要求，也未充分運用科技手段實現風險實時跟蹤；更關鍵的是，貸后管理環節的普遍忽視，導致信貸風險無法及時預警與處置，最終引發高頻違規與大額罰單。

　　內控治理需主動破局

　　從今年前三季度罰單來看，違規問題并非僅集中于信貸領域，理財、信用卡、保險代銷等業務的合規漏洞同樣突出，成為銀行業風險防控的薄弱環節。

　　在理財業務領域，部分銀行存在“重收益、輕風控”的傾向。部分銀行對理財投資非標資產的風險管理不盡職，導致資金流向與合規要求偏離；部分銀行則違規將理財資金投資于高風險金融產品、違規將理財資金用于投向股票市場、房地產開發等限制性領域。例如，工商銀行私人銀行部今年1月因涉及“理財業務未進行獨立盡職調查與風險評估、理財資金違規投資于高風險金融產品、理財資金違規用于限制性領域、理財資金違規用于歸還本行貸款、理財投資合作機構名單制管理嚴重違反審慎經營規則、投資審查程序嚴重違反審慎經營規則、理財投資業務管理體系嚴重違反審慎經營規則”等問題，被上海金融監管局罰款950萬元。

　　信用卡業務的合規問題則直接關乎消費者權益。部分銀行在信用卡發卡環節審核不嚴，未充分核實申請人收入狀況與還款能力，導致“過度授信”；部分銀行則對信用卡透支資金用途管控不力，部分資金被違規挪用于房地產交易、股市投資等領域。今年一季度，中國銀行云南省分行因涉“信用卡透支資金用途管控不力等”，被處罰金355萬元。

　　這些跨業務領域的合規漏洞，暴露出部分銀行內控體系存在明顯短板。針對這些問題，王紅英強調，銀行需從“思想認知”到“實踐落地”全面升級內控治理。在思想層面，要徹底摒棄“重發展、輕合規”的短期思維，深刻認識到強監管不是“約束”而是“保護”，唯有守住合規底線，才能實現長期穩健經營。在此基礎上，銀行需將內部風控理念向各業務部門延伸，在日常業務開展中持續滲透風險合規意識，逐步構建“自上而下”的全員合規體系。無論是對監管政策的準確解讀與落地、自身風控合規措施的執行，還是在業務一線嚴格依據合規要求開展業務，均需以“合規”為核心前提，通過多環節協同發力，真正堵住業務層面的合規漏洞。

　　北京商報記者 孟凡霞 周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