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經緯4月10日電 題:美加征關稅將抑制全球經濟活力
作者 肖立晟 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全球宏觀室主任、九方智投首席經濟學家
李梟劍 九方金融研究所宏觀研究員
近年來,美國的關稅政策是影響全球經貿格局的重要變量,其影響不僅局限于雙邊貿易關系,更通過供應鏈、價格傳導和市場預期等渠道對全球經濟產生深遠沖擊。
近日,美國對外宣布實施所謂“對等關稅”計劃,引發國際社會強烈反應。從貿易成本上升、產業鏈扭曲到資源錯配,這一政策的負面效應正逐步顯現,而不同經濟結構的國家所受的影響程度亦存在顯著差異。出口導向型經濟體首當其沖,債務高企的發展中國家面臨償債壓力加劇的風險,而上游資源品出口國則可能因需求萎縮而遭遇財政收入銳減。更為嚴峻的是,加征關稅的政策可能削弱多邊貿易體系的穩定性,抑制跨國投資,加劇通脹壓力,甚至引發全球范圍內的經濟衰退。
對于高度依賴外貿的經濟體而言,美國加征關稅無疑是一次嚴峻考驗。以越南為例,2024年其對美出口總額接近1200億美元,占GDP的比重超過20%。一旦美國提高關稅,越南的出口競爭力將受到直接削弱,經濟增長可能顯著放緩。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墨西哥、馬來西亞等國家,這些經濟體的制造業出口占比較高,且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度較深。關稅成本的上升不僅會壓縮企業的利潤空間,還可能迫使部分產業向其他地區轉移,從而對當地就業和財政收入造成連鎖沖擊。即便部分企業嘗試通過調整供應鏈來規避關稅,這一過程仍將帶來額外的交易成本和時間延遲,進一步抑制經濟活力。
相較于出口導向型經濟體,部分發展中國家雖然對外貿的依賴度不高,但加征關稅仍可能通過間接渠道加劇其經濟脆弱性。例如,許多新興市場國家近年來債務水平持續攀升,而出口收入的下降可能削弱其償債能力,甚至引發主權債務危機。此外,若美聯儲因美國國內通脹壓力而維持高利率政策,新興市場的融資成本將進一步上升,形成“債務-貨幣”雙重危機的惡性循環。
對于以能源和礦產資源為主要出口商品的國家而言,美國加征關稅的影響則更多體現在需求端。例如,沙特、智利等國的財政收入高度依賴石油和銅的出口,而關稅政策若導致全球工業活動放緩,大宗商品價格可能面臨下行壓力。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的油價暴跌已經證明,資源出口國在需求沖擊面前極為脆弱。盡管部分國家可以通過減產來穩定價格,但這往往以犧牲經濟增長為代價。更長遠來看,若關稅政策加速全球能源轉型,化石燃料出口國的經濟結構轉型壓力將進一步增大。
除了對特定國家的直接影響外,美國加征關稅還可能對全球經貿體系產生系統性沖擊。首先,這一政策可能引發其他國家的報復性關稅,進而削弱世貿組織(WTO)等多邊機構的規則約束力。近年來,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已經使得全球供應鏈更加區域化和碎片化,而關稅的普遍化將進一步推高生產成本,降低整體經濟效率。其次,政策不確定性的上升可能抑制跨國企業的長期投資意愿,尤其在新興市場,外資流入的減少將限制其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此外,科技領域的脫鉤趨勢可能因貿易摩擦而加劇,阻礙全球創新合作。
從宏觀經濟角度看,美國加征關稅還可能通過推高進口商品價格加劇美國的通脹壓力。盡管關稅的本意是保護其國內產業,但其成本最終往往由消費者承擔。在目前美國通脹仍高于目標水平的背景下,這一政策可能迫使美聯儲延長高利率政策,進而抑制經濟增長。歷史經驗表明,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常常與經濟衰退相伴而行,例如1930年代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就曾加劇美國經濟大蕭條。若當前的政策走向失控,全球經濟可能面臨新一輪增長放緩甚至衰退風險。
綜上所述,美國加征關稅的影響遠超出雙邊貿易范疇,其通過貿易成本、產業鏈、債務壓力和資源需求等渠道對全球經濟形成多維度沖擊。在這一背景下,各國需加強政策協調,避免保護主義螺旋式升級,同時推動經濟結構多元化以增強抗風險能力。否則,全球經濟增長的前景將因貿易摩擦的加劇而蒙上更深陰影。(中新經緯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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